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

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另外一种方法叫供给侧因素的分析。

级别越高，掌握支配资源的能力更强。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提高。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

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还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确定性是大自然的本性，而经济发展是人类对大自然挑战的回应。

孔子说"为仁由己"。正如我在引言里说的，如果我们把中国发生的从五十年代开始偏离苏联模式的一系列改革运动看成一个渐进的连续的传统，那么今天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正统社会主义的彻底的离经叛道就是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了。溯本求源，甚至"经济发展"这个观念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西方科学理性兴起的产物。不过我的看法是，所有其他的问题必定是要么附属于，要么包含在上面的三个问题中。

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些基本的权利是不可交换的。

市场经济的基本力量或逻辑是什么呢?交换---亚当。而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需要时间和政策投入。首先是政企分离之后，谁是企业的主人。以此为基点，改革的第一个深层问题---党政分离，要按照西方民主的方式解决是几乎不可能的。

父子，夫妻，邻里，朋友，无限推展以致于"天下"，是谓"人伦"。自利（self-interest）绝不能等同于自私（selfish）。但他们的发展趋势显然不确定，也不能够做为中国未来的借鉴。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史无非是为这一规律做的脚注。

面对价格调整引起的物价上涨，生活在城里的中国人是怎样维持或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呢?一方面，计划外产品和价格的扩张已经大大削弱了中央计划和中央财政解决城里人生活问题的能力。至于这个科层制度的下限是在县一级，还是在乡一级，或省一级，则要视政府职能和技术结构而定了。

不过上面的讨论已经足以使我们怀疑背着"中庸"和"止于至善"传统包袱的中国人在属於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现在则要么实行经济学家蒋一苇曾经大力鼓吹的"企业本位制"（其理论内涵并不清楚），要么就只能实行私有产权制度了。

而建立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允许雇佣劳动。政府管理成熟表现为日常操作的权力转移到一群专业管理人员或文职官僚手中，从而与专业党务人员或职业政治家发生了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在中国建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便遥遥无期。只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就此提出霍布斯-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念。可以认为，看问题的历史视角越长远，所引出的问题就越带根本性，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逻辑。现在加州大学做中国经济史博士论文，原来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的周其仁，最近通过他的研究阐明了政府，社区，和个人之间的动态平衡怎样界定产权和诱使中国政府逐渐对农村私有产权实行保护。

可以认为，这两个效率原则概括了其他所有的经济学原理。惟其如此，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才会首先登陆香港。

就好象无产阶级非夺取政权不能成为统治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必须取得政权才能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没有"企业办社会"的优惠，也没有"官商"的权利。

在统一的税率之下，同一类型的国营企业定期交纳同一税率的所得税。许倬云先生曾论证，在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都有一个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的阶段。

那么那些权利应当交换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在《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的文章里用两个"效率原则"作了概括。今天，当中国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困扰时，他们仍然背负着三重传统的包袱：（1）中国经济还是发展中的经济，有着农业大国的全部特征和农民问题的全部严重性。而一个多党制的政府必须不受任何单一政党的操纵才有独立性和合法性。还是开头那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

然而它不属於这里所讨论的深层问题。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是附属于上面第二个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传统再一次为中国人找到了答案---发展社区企业。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走出来的。

（3）经济发展不会停顿。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对中国而言，这个均衡很可能在县一级。

之所以如此，盖源于以家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理想。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政治哲学全部争论的主题---自由与正义的关系。但是中国传统的"节制资本"与大量国有资产的"化公为私"将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新的道德共识，这是一个尚待考查的问题。我们应当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在无数个企业家追寻利润的行为中，这些技术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然而做生意，尤其是大生意，怎能仅靠小道消息呢？一则邓小平健康的消息也许可以让你在股市上小赚一笔，但不会使你的生意有长足发展。一方面收购农产品的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在"统购统销"体制下，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售价格要维持低水平。

经营规模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小，一个是企业家才能的大小。这就需要中国政府转变其传统的职能。

这也是中苏冲突的经济背景。农闲时，过剩劳动力就投入家庭工副业。